三年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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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日本在國內強大的反核壓力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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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野田政府宣布中止全國二十座核電廠機組的運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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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並提出在二○三○年前達成「零核電」的目標。當時的日本自民黨幹事長細田博之反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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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他說：「世界不會因為福島的不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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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而停止核能政策的推動。若因福島的不幸而停止核能發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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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將帶給日本國民更大的苦痛。」
細田這兩句話，在當時一片反核的聲浪下，遭到輿論界強烈的撻伐，還被冠上「不負責任的擁核狂人」稱號；但三年之後，我們今天再重新檢驗這兩句話，其實倒不失真切！
首先，在全世界，除了德國宣布二○二二年全面廢核外，美、法、英、韓和中國大陸，都決定持續發展核電。為了支撐經濟的發展，韓國政府更推動二○三五年「核電倍增計畫」，計畫在未來二十年當中，每年興建一座核電廠，以達到四十四座核電廠的目標。可見，由於尚未能找到廉價的替代燃料，世界各國並未因福島核災而中止核電的發展。
其次，檢驗日本「零核電」的政策效果。在野田宣布「零核電」的政策後，日本政府曾經以「停機檢查」的名義下令全部核電機組停止運作；但在缺電及高昂的天然氣進口成本的壓力下，日本不但宣布重新啟動關西大飯核電廠的運作，日本電價也大漲了二十％，造成國家財政和人民沉重的負擔。可見，驟然停止核能電廠的運作，已造成人民相當大的痛苦。
也正因發展核電仍是世界的主要潮流，再加上日本人民也「體驗」到停止核電所帶來停電的不便及高電價的苦痛，這樣的氛圍，也逐漸在日本產生以下兩種效應：
首先，是從「零核電的想像」擺回到「高電價的現實」。面對福島核災，日本人民自然會對「零核電」懷有憧憬，但是「零核電」畢竟只是一種想像中的理想境界，卻禁不起現實生活的考驗。這三年多來的高電價，逐漸把日本人民從「零核電的想像」，拉回到「高電價的現實」，而這種想像與現實的落差，也逐漸在日本政治上發酵。
我們看到，從眾議院、參議院至東京都選舉，打著「零核電」大旗的候選人紛紛落選。尤其，主張零核電的前人氣首相小泉純一郎，其所支持的細川護熙，在東京以極大的差距敗給主張經濟發展的自民黨舛添要一。由此可見，在高電價的衝擊下，日本人民已經從一面倒的反核，逐漸轉變成把核電當成是現階段「不得不」的選項。
其次，是從「零核電神話」轉變為「新安全主張」。安倍上台後，雖然主張經濟要成長就必須要打破「零核電」政策，但他也強調：唯有獲得安全保證的核電，才有重啟的可能性。為了取得人民的信任，他甚至在去年九月關閉唯一正在運轉的大飯核電廠，進行停機檢修，這讓日本人民感覺安倍政府對於「核能安全」的關注遠大於「重啟核電」。這也讓日本人民從原先訴求「零核電」，逐漸轉移到關注如何建構一個安全核電的環境。
日本民意從「零核電神話」轉向認同安倍所主張的「新安全主張」，可從最近朝日新聞的民調中看出來：雖有五十九％的民眾反對重啟核電，但也有七十七％的民眾支持在取得有效的替代能源之前應實施「階段性的廢核」，而不是一步到位的「零核電」。安倍在今年四月十一日內閣會議上通過「能源基本計畫」，仍將核電定位為重要的基礎電源，開啟了日本「重啟核電」的大門，這是主要原因。
由此可見，福島核災後，許多國家並未立即改變核能政策，但各國卻因此更加重視核能的安全。問題是，馬政府雖一再宣示：「沒有安全，就沒有核電。」在人民聽來，卻不覺得具有說服力。因此，政府應仿效日本成立一個專業公正的「原子能規劃委員會」，由專家學者來檢測台灣核電廠的安全性，以決定封存的核四能否啟用運轉。
從日本看台灣，台灣過去在油電凍漲政策下，長期習於享受低電價優惠，而如果核四從此作廢，人們真能忍受高電價的苦痛，台灣經濟真能承受缺電的衝擊，不無疑問。從日本的經驗來看，核四封存不失為一個好的保留處理，俟人們體會到缺電及高電價的苦痛後，或許可再以公投做出最後取捨。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