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周年的談話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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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整篇談話更具有時間緊迫感。整個談話最鮮明的表述與倡議就是「探索『兩制』的『台灣方案』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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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這是北京首次將「一國兩制」主張，從口號進入到實踐層次的一次嘗試，習近平旨在表明，「兩制」的內容不是北京單方面的規定，而是由兩岸共同「探索」出來的制度。 「一國兩制」在四十年前告台灣同胞書發表時只有概念，還不存在這個名詞，就像「九二共識」這個詞彙在九二年也並不存在一樣。十年前即「告台灣同胞書」發表三十周年，前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發表的《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，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》談話，「一國兩制」雖然提出，仍只停留於標題與號召的層次，「一國兩制」意旨為何，仍要回歸葉劍英與鄧小平當年的說法。其中1981年葉劍英所提出的內涵是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，享有高度的自治權，並可保留軍隊」，以及臺灣的社會、經濟制度、生活方式不變，財產私有制也不變。而鄧小平1983年則是來訪的楊力宇教授對談時，再加上「司法終審權」。由於鄧、葉的元老地位，「一國兩制」的內涵從此即未曾更動，不過，無論葉、鄧，其特色都在於「兩制」的條件是由北京單方授與的，而不是經由兩岸協商，「兩制」中的台灣這一制應該如何，台灣並無真正角色；習近平今天的說法，則是授予台灣對兩制內涵的置喙或修正之權力。這個倡議，與胡錦濤十年前主張「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」，可以相提並論，但前者談的是統一之後的「兩制」下的「台灣方案」，後者卻是統一之前的「政治關係」，兩者卻不可同日而語。這顯示，習近平雖給了台灣統一後的前景置喙的空間，卻不再談統一前的定位，希望加深台灣內部對於統一前景的思索，以及對統一議題的緊迫感。其次，習近平今天談話的另一重大改變是，兩岸的和平方案不再是兩岸當局負責商談或制定，而是「兩岸各政黨、各界別」所推舉的「代表性人士」出面，而「和平協議」這個更具有對等意涵的法律詞彙也已經全然消失。胡錦濤在十年前的談話中呼籲：「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，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，達成『和平協議』，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。」但到了習近平卻只剩下「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『制度性安排』」。其中胡錦濤的「和平協議」是由「兩岸」即兩岸政府各自授權之代表負責磋商，但如今的「制度性安排」，台灣這一方卻顯然只能由非官方性質的「政黨」、與「界別」的代表負責跟北京商量。第三個重大的差別在於，習近平重拾了江澤民1995年「江八點」中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」的說法。這顯然是針對台灣的「台灣人」認同升高到歷史高點而說的，亦即，兩岸「和平統一」的前提是：兩岸皆是「中國人」，如果台灣內部的認同竟然進展到了幾無「中國人」可言的境地，那麼「和平統一」的前提也就消失了。不過，相反地，如果「中國人」認同上升，卻可以「中國人幫中國人」，讓台灣享受更多的經濟利益與發展機遇。這三個與胡錦濤十年前談話的重大差別，凸顯了北京在主導兩岸關係上大幅增進的自信與實力，台灣顯已不被當成一個足以與大陸匹敵的對等實體，而是被時代潮流牽動的籌碼，習近平不認為台灣還有時間蹉跎，他將統一更為赤裸地拋在台灣的面前，逼著台灣去面對這個不太舒服的現實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今天發表對台談話，拋出「習五條」，首度提出探索「兩制台灣方案」。圖/翻攝央視 分享 facebook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