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佛曼過去一年多來全球傳統秩序多次遭到民粹主義的襲擊；這些襲擊的根源究竟屬於文化性？還是經濟性？引發各界激烈爭辯。我的想法是二者皆有。不過從文化層面來解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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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又會引發另一個問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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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就是為何是現在發生？經濟上的解釋則相當明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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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就是所得成長大幅減緩。更難的是我們能夠做些什麼？我們面對的挑戰之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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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是民眾對經濟的期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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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與政府採用的政策之間已經斷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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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而且一些工具本身在政治上可能還會產生反效果。但基於民眾生活滿意程度惡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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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我們非設法因應不可。例如美國民眾生活滿意度於1990年達到頂峰後開始下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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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即使家庭所得增加也於事無補。其他主要經濟體自行公布的幸福感水準也持續下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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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例如義大利及法國的生活滿意度於2002年觸頂，之後便下降。美國總統川普能夠勝選的原因之一，就是承諾他能夠扭轉此一趨勢，但其實誰都無法履行這項承諾。川普承諾將恢復製造業的工作機會，但由於機器持續取代人力，因此全球製造業的就業都在萎縮。川普也承諾使煤礦業恢復生機，但基於科技進步及天然氣價格下跌，加上環保法規趨嚴，因此他開的還是空頭支票。他還承諾將創造大量工作機會，使經濟成長率上升到4%，但基於人口老化及全球生產力成長下降等更深層的因素，同樣是辦不到。正確的經濟政策必須能造就更強、更包容的經濟成長。雖然各國情況各異，但普遍的做法包括提升教育、擴大基礎建設投資、拓展貿易、改革稅制，並確保勞工能夠適當地對自己的經濟前途發聲。但我擔心的是在先進經濟體中，所有這些政策只能因應當今問題的一小點。在開發中國家，如果政策及體制發生重大轉變，可能使經濟成長大幅改觀，例如中國轉向市場經濟，印度終結特許制度，或拉美的經濟自由化等。但先進經濟體的成長率都相當類似，而且過去幾十年的經驗顯示任何結構性政策改變都無法對中、長期經濟成長造成重大衝擊，最多只能對短期需求帶來明顯影響。如果先進經濟體事事都做對，成長率可能會提高0.3個百分點，這的確值得做；但事實卻是美國或法國中等家庭十年來年所得僅增加約1，800美元。我們同樣也應該努力縮減貧富差距。在一些國家，這表示勞工的議價能力必須增強，例如提高基本工資及強化工會等；然而事實卻是勞工反而愈來愈弱勢，雇主加強串連，並限制勞工轉換工作的空間。一些強化競爭的政策，例如加強反托辣斯行動及降低創業門檻等，結果也無法解決貧富差距擴大及所得成長緩慢的問題。一些政策固然在經濟上應屬合理，但卻引發政治上等負效應。例如政府應該採取一些社會安全政策，來保護全球化及市場競爭下的「魯蛇」，但結果反而破壞社會的凝聚力，例如「歐記健保」便引發諸多政治爭議及紛擾。儘管如此，這些經濟政策仍是該做的事，而且可能有助於解除一些民眾的焦慮。而且我們在提出解決當前經濟問題的方法時，也不宜好大喜功。事實上未來要想解決政治問題，不僅得靠新政策或是環境改變，還需要針對各項挑戰的本質、解決方式及政策本身的極限，對民眾做更好的溝通，這比「膨風」自己的政策絕對能行好得多。（作者Jason Furman是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、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）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