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20新政府即將上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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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團隊成員的壓力雖然頗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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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但新官上任的企圖心也相當明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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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從近來準總統和準閣揆耳提面命地要求閣員們謹言慎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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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即可知道團隊成員力求表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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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甚至在尚未就任就想有所作為。這種企圖心，若運用得當，將成為新政府大刀闊斧的動力來源；但若只是急著施展既定「成見」，也可能變成脫韁野馬，不斷為新政府製造麻煩，讓新團隊的施政滿意度急速下墜。許多新政府的閣員在接受媒體訪問時，忙不迭地向外「放話」，未來將要如何如何。如果這些「新政」是經過審慎研究後的心得，可視為輿論風向的試探，自然是無可厚非，甚至可視為新政府已經「準備好了」；但如果只是順應部分民意的走向，想要盡速提出一些討好部分民眾喜好的作為，卻沒有良好的評估和規劃，那麼新政府可能很快就會陷入天天滅火的窘境，因為民眾可不會耐心地陪伴新政府、享受一段長時間的蜜月期。挾著執政權和國會絕對多數的優勢，新政府成員磨刀霍霍地要提出改革方案，如年金改革，或建立「新制度」，如長照制度。在產業發展上，也要強化政府的角色，要組「國家隊」到海外爭田掠地、和紅色供應鏈相互抗衡，要發展綠能、智慧機械、生物技術、物聯網、自造戰機潛艇、以主權基金投資關鍵產業。近來，甚至傳出將合併工研院和資策會，將工研院機械所搬到台中、將綠能所移到台南，來協助在地產業發展，引發智庫人心惶惶的狀況。若再加上地方首長頻頻放話，企圖將立法院遷到台中、某些部會移到南部，顯然新政府的企圖心和魄力，絕非藍政府可以比擬。但這種徒有構想，卻沒深入研究和完整規劃的狀況，其實和台北市長柯文哲的行事風格極類似。他想要讓台北松山機場消失，改為公園或社會住宅－如果沒有遇到強烈反彈的話，很快就會成為新的政策，不必進行深入研究；如果遇到強烈反彈，那就等有利時機再行提出。原來應該是嚴謹的公共政策或政府管制議題，在目前台灣卻每每成為政治性的決策。而要求大巨蛋停建，甚至要求「拆蛋」的案例，似乎也都不必經過嚴謹的「成本-效益分析」－先研究台北市民須付出的成本和可獲得的效益，再做出如何面對的決定；僅憑難以精確量化評估的「公共安全」標準，匆匆做出影響重大的決定，並非科學的決策模式。也就是因為在民意的影響下，政府的「管制」經常過度，讓「成本」超過「效益」，所以美國從60年代的福特總統開始，就要求所有新的管制必須進行物價影響評估。卡特總統進一步組成「管制分析審核團」，由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領導，每年審核10到20項新提出的重大管制；只有「效益」明顯超過「成本」的新管制是被允許的。雷根總統特別要求「管理與預算辦公室」（OMB）強力監督新的政府管制，管制機構必須在成本-效益分析或成本-有效性分析的標準下，作出其管制決策。只要經濟影響超過1億美元就被認定是「重大影響」，管制方案必須送「管理與預算辦公室」審核通過才能執行；技術性的評估更要求「同業專家評估」來避免刻意扭曲。其後，雖然兩黨在審核管制的嚴格程度有別，但今天兩黨都贊同必須對任何重大的新管制措施進行審核，其效果是讓許多明顯無法通過成本效益評估的管制行為，受到抑制。新政府在社會強烈期待、掌握執政權和立法院多數的狀況下，可能正走向「過度管制干預」的情境。新政府在追求政績下，絕不能忘記錯誤的政策比貪汙更可怕這句老話；重大決策前客觀的成本-效益分析絕不可或缺。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