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國、歐元區、日本和英國等主要高所得經濟體已罹患「慢性需求不足症候群」。更精確的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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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如果缺乏超寬鬆貨幣政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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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這幾個國家的民間支出都不足以拉抬產能至接近潛力的水準。這種症狀1990年代初影響日本至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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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2008年又侵襲其他經濟體。我們該怎麼辦？首先必須瞭解病症。
危機爆發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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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有如金融體系心臟病發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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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可能對經濟產生毀滅性衝擊。保住病人的性命是醫師的責任：防止金融體系瓦解，並維持需求。病人心臟病發時的重點不是擔心病人的生活形態，而是保住他的命。
一如心臟病發，金融危機的後遺症持續良久，其中一個原因是金融體系受損，也讓各國再也無法承擔危機爆發前累積債務的代價，結果就發生「資產負債型衰退」，進入債務人專注於償債的時期。後危機時代的政策必須彌補或鼓勵這種民間的去槓桿。寬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可以兩者兼辦。少了這種政策，經濟可能陷入嚴重衰退，一如部分歐元國的處競。
補足去槓桿的措施，就是債務重整。許多經濟學家已建議，以債務重整為處方的關鍵要素。至少以家庭層次言，美國的表現遠優於歐元區。然而若借款人不承認失敗，就非常難安排債務重整，公私部門皆然，這也是債務延續這麼久的原因之一。
然而還有比這更麻煩的可能性。我曾說過，在缺乏信用榮景下，全球經濟的許多轉變造成需求長期疲軟，這些轉變包括新興經濟體的儲蓄過多、所得分配改變、以及市場投資高所得國家的意願降低。這些轉變背後的趨勢因素包括全球化、科技創新與金融業的角色日益重要。債務泡沫破滅後，光是清理債務還不夠。決策者還得不再依賴無法持續下去的信用。
若未如此，即便清理債務手段很激烈，也無法推升需求。當然，如果經濟規模很小，還能透過外部收支進口失去的需求，但若全球多數經濟體都遭波及，就必須另謀對策，包括學著和慢性需求疲弱共存、無限期實施積極帶動需求的政策（例如日本），以及解決潛藏的結構需求疲軟。
超寬鬆貨幣政策能藉由提供遠低於零的實質利率，產生助益。另一種方法是擴大財政赤字，但這可能導致債務不斷增加。更跳脫傳統的對策是直接以貨幣融通財政赤字。在日本，這種赤字直接融通化似乎特別合理。
替代之道是，直探結構需求疲軟的源頭。對策包括將收入把所得從儲蓄者身上重新分配給支出者、和促進消費。這是日本提高消費稅不智的原因，當局應該對儲蓄課稅。在一個需求不足的世界，沒有生產力的儲蓄不值得鼓勵。
危機的後遺症和需求長期皮軟還可能引發供應的結構性疲弱。解方是，鼓勵工作、投資與創新。然而為了促進工樣的相關政策，也不能同時打擊需求。這是勞動市場改革建議的難處之一。這種建議反而可能會拉低多數勞動力的工資、並使雇主更容易雇用和解雇勞工，從而中期拉低消費。改革應該促進需求。這正是歐元區必須提出平衡方案的原因，不能過度依賴結構改革。
（作者Martin Wolf是金融時報專欄作家）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