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○、八○年代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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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台灣剛開始蛻變轉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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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當時社會各個領域裡都有人在爭論一個大哉問：「台灣往何處去？」；那是台灣集體動員替未來尋路的年代。
也因為多數人心中都有這樣的大哉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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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都在尋找未來的出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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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結果讓台灣經濟從凋蔽的谷底緩緩起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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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文化從深耕的本土裡開出花朵，政治也從萬山不許一溪奔的禁錮網羅，衝決出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浩蕩風景。
換句話說，那段爭論台灣往何處去的年代，以及那段為未來尋路的年代，可以說是台灣的軸心年代；台灣之有今日，幾乎完全源自那段年代，它是台灣現在各個領域風貌的原型。
但這幾年，那樣的大哉問已久不聞矣。即使偶然有人問起，問的人也多半出於消極心態，喟嘆多於行動，既惶惶然於台灣的前路茫茫，也茫茫然於何去何從的抉擇；政治社會裡的人如此消極，民間社會亦然。
不斷在爭論往何處去的社會，乃是一個有問題意識的社會，多數人不但知道問題所在，也都在苦思追索問題的解答。在爭論過程中，雖然會有不同立場與主張的衝突對立，但多數人的目標卻是一致；而且，他們都往前看也往外看，都在試圖追尋一個較好的未來。但現在的台灣雖是一個問題重重的社會，社會多數人卻毫無問題意識。而且，每個人都往內看；更嚴重的是，往內看的那些人愈看愈瑣細，細到誤以為牛角尖就是全世界，他們站在牛角尖上與人鬥與天鬥，鬥得不亦樂乎，也鬥得大義凜然；但結果內鬥造成內耗，內耗讓國家動能蕩然無存；台灣現在動能盡失，即因此而來。
比方說，台灣經濟已淪落到像朱敬一院士所形容的「在吃李國鼎與孫運璿時代留下來的老本」，但沒有人苦心積慮在問「台灣經濟往何處去」。比方說，立法與行政兩權已聯手讓政府治理癱瘓失能多年，但沒有人在問「代議民主往何處去」。比方說，兩岸關係千折百迴後已走到歷史轉折點，但沒有人在問「兩岸未來何去何從」。
不誇張地說，目前的台灣似乎是一個祇會也祇能思考現在的社會，多數人都欠缺未來思考；大家祇有對現在的小哉問，對現在有問題意識，卻沒有對未來的大哉問，對未來也沒有問題意識；所謂滿足於小確幸，即是對未來的消極心態使然。
七○、八○年代時，台灣政治社會裡，廟堂上有像李國鼎與孫運璿那樣的人，廟堂外也有懷抱夢想衝撞威權體制的那些人，他們不但在問台灣往何處去，也找到何處去與如何去的答案。
但台灣現在的政治社會，卻是在朝的一片暮氣沉沉，在野的滿腔怒氣沖天；尤有甚者，民間社會竟然也模仿政治社會，暮氣與怒氣兼具；以至於舉國上下都迷失於現在，而茫昧於未來，既不知未來何處去，更不知未來如何去。
一個有內憂外患的社會，就是危機社會，也祇有生存於危機社會的人，才會有何去何從的大哉問。七○、八○年代的台灣是危機社會，現在的台灣亦然，但不同的是，過去有人苦心思索何去何從，現在卻無人聞問。更令人憂心的是，在二○一六年之前，耽溺於內鬥、迷失於現在的台灣多數人，大概沒人會有危機社會應有的問題意識吧。
台灣會往何處去？依現況來看，悲觀的人可能會用張愛玲那句話來回答你：一步一步走向沒有光的所在。
（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），